文化育检“四书五经”开篇第一句,句句都是精华!

“四书”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“五经”为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。“四书”之名始于宋朝,“五经”之名始于汉武帝。“四书五经”不仅是儒家经典著作,还是中国文化的代表,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地位极高。

“四书五经”的开篇,看似平淡无奇,其实提出的都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命题,提供的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止,乃真正的精华所在。

“四书”开篇

《论语》开篇--修养法则

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

朱熹对此章评价极高,说它是“入道之门,积德之基”。因为这平实的几句话所承载的,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所追求的真正修养。人的自我超越与世间修行,都要以此为基本。

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。”这既是讲学习之道--经常温习、反复琢磨、嚼烂吃透,是学有所得、内化于心的不二法门。延伸到做人则就是经常自省和反思,正是不可或缺的修养之法,乃慎独的基本功夫。

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”这最直接是说君子之交,以心相交而不是以利相交,才能长存心中,不想起却从不忘记,在岁月中缓缓流淌成久远。延而广之,这更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,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,四海之内皆兄弟,不论相隔多远、关系亲疏,见了来了,都是好友亲朋。

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。”这句话也不简单,关键在“不知”二字上。可以理解为无心--冒犯和伤害如果是无心的,便不必生气,这是宽容;也可以理解为无知--世间种种人的不堪,说到底都是因为不明大道,智慧和境界不够,自己也受着其中的苦,其实都是可怜的,若生气只能说明自己也是这样的层次,真正的君子只会悲悯,这是慈悲。

清代学者胡文英说庄子:“开口就说没要紧的话,人往往竟当作没要紧看。”孔子,何尝不是这样。

《孟子》开篇--处世法则

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

孟子见梁惠王,梁惠王开口就问你奔波千里而来,可以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利处?孟子则开口就回答了这一句。

简单的一句,提出的却是儒家的重大命题,乃至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重大命题--要仁义,还是利益?

这是一道难度极大的选择题,以至于几千年来,没有几个人能真正选好。所以“眼见他起高楼,眼见他楼塌了”的轮回才不断上演。老子的那句话如同预言也如同注解--“天长地久。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,以其不自生,故能长生。”

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走得太远,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。人在局中迷的太久,陷的太深,也终究会遭遇“价值”二字的逼问。

这个时候,我们只能回到源头去寻找,注定要回到先贤所安立的起点,重新抉择。

《大学》开篇--修身法则

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

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,开篇的三个词,就是整部《大学》的“三纲领”,也是真正之修身的三个主要过程。

所谓“大学“,大人之学。研习大学,意味着心理成人的开始,开启光明大道的修行。三纲领,就是三项总要求。

“明明德”,张扬内心的光明品性。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人心本来光明。守住或回到这种光明,是修身的真正开始。

“亲民”通“新民”,意为不断改故向新、自我求新,在修身就是弃旧图新、去恶从善,这是“明明德”的方式。人要通过更新自我、刷新成就,去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“止于至善”,达到最好的完美境界,这是“明明德”和“亲民”的目标。完美和极致注定只是一个理想,永远不可能达到,所以君子修行、大道之行永无停歇。虽无止境,你却实现了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“明明德”是内心源点,“亲民”是努力过程,“止于至善”是方向的灯塔。这是唯一的光明正道,而走在这条路上,本身就是一种圆满。

《中庸》开篇--天人法则

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”

北宋杨时说,这是全篇的要领。南怀瑾说,这三句话是影响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最大的东西。《中庸》高深,开篇三句说的更是大本大源。

“天命之谓性”。钱穆说:天命所与你的,就是人之禀赋,这就叫做性。人受了此性,这就在人之内有了一份天,即是说人生之内就见有天命,这不就是通天人了吗?

“率性之谓道”。因为人负天命,所以遵循天性,便是人生大道、自然大道。合乎人性,都是道;违背人性,就非道。太多人却早已忘了自己的天性是什么。

“修道之谓教”。上天赋给人善良的本性,顺此发展,择善而秉持,在实际生活中修养及印证,将一切蔽障完全除尽,恢复本来的光明正大,这就叫做“教”。

守得住性,把得住道,做得成教,就是那条天人合一之路。

“五经”开篇

《诗经》开篇--性情法则

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

《诗经》开篇便是《关雎》,写的是男女之情,充满了真挚和纯粹。真挚和纯粹则正是整部《诗经》最重要和珍贵的东西,无论所写所唱的是何种情愫。所以《论语》中孔子说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。”

《庄子》中说: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。”“思无邪”正是那种精诚之至,所以才那样动人。很多人以为这是艺术的,其实更是哲学的,因为它为我们指出了那个最核心的东西--诚。诚于自己,就是纯粹;诚于他人,就是真挚。自诚诚他,就是直道而行的真人。

将这种艺术性和哲学性融合的最好的四个字,正是“不忘初心”。而最终,我们的思都邪了,我们的人都假了。

赤子之心,赤诚为人。这就是最好的性情。

《尚书》开篇--政治法则

“昔在帝尧,聪明文思,光宅天下。将逊于位,让于虞舜,作《尧典》。”

作为上古历史文献,《尚书》开篇所说就是尧舜禅让之事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寓言,隐喻着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--圣王政治。

何为圣王政治?内核不过就是十六个字:能者居之,以德服之;天下为公,世界大同。

孔子每每回望那个圣王时代,老子也梦想回到曾经的结绳记事之时。有个词叫“人心不古”。不古的事情,其实已经太多太多。

《礼记》开篇--教养法则

“毋不敬,俨若思,安定辞。”

《礼记》是礼仪之书,礼仪关乎的则是教养。一个人是否有教养,体现在他的精神面貌和言行举止。《礼记》开篇这九个字,所说的正是一个有教养的人,他的整体状态和表现--待人恭敬有礼,态度端正稳重,言语温和沉静。

外教养,内修养。有修养的人发之于外,就是言行举止的教养;言行举止往有教养上靠,熏陶的就是自己的修养。

这需要从生活中每一个细节去做。《礼记》开篇九个字,给出的则是大方向。

《易经》开篇--人生法则

“元亨利贞。”

《易经》开篇是乾卦,乾卦卦辞是“元亨利贞”。对中国文化的最高概括是“道德”二字,“元亨利贞”则同时包含大道至德。

乾卦象曰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天道刚健,人道进取,便是其中大道。

乾卦文言传说:元,众善之首;亨,美的会合;利,义的体现;贞,做事的根本。元、亨、利、贞,是君子的四德。

君子得此大道与四德,元、亨、利、贞便正是人生成功的四个阶段--合于善,是最好的开始;集合美,路就亨通;讲究义,就能得利;保持这些,事业就能稳固。

《易经》以乾坤两卦为基础和终极,而乾卦居于开始。之所以如此,其中的分量,开篇四个字,已足以说明。

《春秋》开篇--历史法则

“元年春王正月。”

《春秋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,自鲁隐公元年开始,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242年间的史事。开篇第一句看上去只是简单的编年纪事--鲁隐公元年,春天,正月。背后内涵却大有玄机,历来众说纷纭。

解释《春秋》的“三传”,只有《公羊传》对这句话有解释。就是在这段解释中,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对中国历史极为重要的概念--“大一统”。

翻开中国历史,“大一统”始终是最大的发展趋势--春秋战国统一于秦汉,三国两晋南北朝统一于隋唐,之后的宋元明清都是大一统王朝,一直到今天的共和国。《三国演义》开篇的“天下大势,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”,真是对中国历史最好的概括,而“合”才是那个根本的动力所在。

中国人骨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情结,国家统一、和平安宁始终是中国人最深的愿望。这一切的源头,就在《春秋》开篇的六个字里。

这就是所谓的“春秋笔法”,这种笔法又被称为--微言大义。

所谓开宗明义,四书五经的开篇,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一书的主旨,足以称一书的精华,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。无论对于读经典还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,都尤其值得重视。

所谓经典,越看似平凡的地方,往往越不平凡。

邓子龙(1528-1598)一说(1531—1598),江西丰城(今江西丰城新庄镇邓家村)人,字武桥,号大千,别号虎冠道人。明朝杰出的抗倭将领、军事家、民族英雄。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,邓子龙参加万历朝鲜战争,于露梁海战中殉国。

俞大猷(1503年-1579年),字志辅,又字逊尧,号虚江,晋江(今福建泉州)人。明代抗倭名将,军事家、武术家、诗人、民族英雄。俞大猷一生几乎都在与倭寇作战,战功显赫,他所率领的“俞家军”甚至能将敌人吓退,与戚继光并称为“俞龙戚虎”,扫平了为患多年以及趁机作乱的伪倭寇。

杨业(?—986年6月18日),原名重贵,戏说中又名杨继业。并州太原(今山西太原)人。北宋名将。官至云州观察使、判代州,赠太尉、大同军节度使。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,杨业在雁门关大破辽军,威震契丹。雍熙三年(986年),随军北伐,因监军王侁威逼,毅然要求带兵出征。结果在狼牙村中伏大败,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,于陈家谷力战被擒。杨业无限悲愤,为表白忠心,绝食三日而死。

郭子仪(697年-781年),华州郑县(今陕西渭南华州区)人,祖籍山西太原,唐代政治家、军事家。公元765年,唐朝官员仆固怀恩反叛,引吐蕃、回纥入寇,郭子仪在骑说服回纥,唐军骑兵联合回纥,大破吐蕃。大历十四年(779年),郭子仪被尊为“尚父”,进位太尉、中书令。建中二年(781年),郭子仪去世,追赠太师,谥号忠武。

卫国景武公李靖(571年-649年7月2日),字药师,雍州三原(今陕西三原县东北)人。隋末唐初将领,是唐朝文武兼备的著名军事家。后封卫国公,世称李卫公。李靖善于用兵,长于谋略,原为隋将,后效力李唐,为唐王朝的建立发展立下赫赫战功,南平萧铣、辅公祏,北灭东突厥,西破吐谷浑。去世后谥曰景武,陪葬昭陵。

黄忠(?-220年),字汉升(一作“汉叔”),南阳(今河南南阳)人。东汉末年名将。本为刘表部下中郎将,后归刘备,并助刘备攻益州刘璋。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,黄忠在定军山一战中阵斩曹操部下名将夏侯渊,升任征西将军,刘备称汉中王后改封后将军,赐关内侯。

马援(前14年-49年),字文渊。汉族,扶风茂陵(今陕西杨凌西北)人。西汉末至东汉初年著名军事家,东汉开国功臣之一。天下统一之后,马援虽已年迈,但仍请缨东征西讨,西破羌人,南征交趾,官至伏波将军,因功封新息侯,被人尊称为“马伏波”。其老当益壮、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的崇敬。

赵充国(前137年—前52年),字翁孙,汉族,原为陇西上邽(今甘肃天水)人,后移居湟中(今青海西宁地区)。西汉著名将领。赵充国为人有勇略,熟悉匈奴和氐羌的习性。汉武帝时,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,率七百壮士突围,被拜为中郎,历任车骑将军长史、大将军都尉、中郎将、水衡都尉、后将军等职。他率军击败武都氐族叛乱,并出击匈奴,俘虏西祁王。

王翦(出生和逝世时间不详),战国时期秦国名将,关中频阳东乡(今陕西富平东北)人,秦国杰出的军事家,主要战绩有破赵国都城邯郸,消灭燕、赵;以秦国绝大部分兵力消灭楚国。与其子王贲一并成为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。

廉颇,生卒年不详,战国时赵国名将,赵国苦陉(今保定定州市邢邑)人,嬴姓,廉氏,名颇,战国末期赵国的名将,与白起、王翦、李牧并称“战国四大名将”。